燕山夜话: 《燕山夜话》(一集) 不要秘诀的秘诀

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那末,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

于啴子跟朋友坐在炉子跟前烤火。朋友专心看书,长衫的下摆被火烤着了也没有发觉。于啴子站起身来慢条斯理地抱拳作揖:有一件事情想告诉您,但是,怕您发火,伤了身体;想不告诉您吧,那又对朋友不负责任,太不应该。我思想斗争得十分厉害,请您答应我一定心平气和,决不发怒,我才敢奉告。朋友被他严肃的神情弄得莫名其妙,就说:你我是好朋友,还顾忌这么多干吗?有什么事情,您就说吧,我一定虚心听取您的意见。于啴子连连作揖,请朋友一定不要着急发火,朋友又再三作了保证,他才不紧不慢地说:炉火把您的衣服烤着了,已经烧糊了好大一块。朋友还没听完就跳了起来,一看,衣服的下半身全烧着了。他跳起来,脱下长衫,连摔带踩,把火熄灭,长衫已经被烧去一半。朋友的脸都气白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样的事情还罗嗦什么?于啴子反而得了理:你看,你看,刚才说好不急的,现在又发急了。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客套误事的寓意
讲究文明礼貌是应该的,但是,变成了虚礼俗套就会误事。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该提倡社会主义的文明道德,不搞于啴子那一套繁琐而虚伪的礼节。
客套误事的原文
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①。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②,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③,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④,念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敢请,惟君宽假⑤,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陈⑥?当谨奉教⑦。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⑧: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⑨: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
《应谐录》 客套误事的注释 ①床古代也指一种坐榻。
②据靠着,接着。裳古代专指下身穿的衣服。曳(yì)拖。
③拱拱手。两手在胸前相合,表示恭敬。 ④适刚才。 ⑤宽假宽容大度。 ⑥陈陈述。
⑦谨谨慎小心。奉教恭敬地听从教导。
⑧逡巡(qūnxún)有顾虑而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⑨作色改变脸色。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新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推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早: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