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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四次作代会,是非常敏感的一届大会,对于它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1984年12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专题讨论四次作代会筹备工作。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第一项议题,是讨论张光年的大会报
告。胡耀邦说:“我看是个好报告,有激情。”并问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时,张光年念了李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表示,不赞成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界限不易说清楚。张光年补充说,黎澍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张光年讲完,万里、胡耀邦都说:“反自由化不要再提了”,代之以“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第二项议题,
是讨论新一届作协人事安排。由中宣部、中组部联合组成的人事安排小组汇报了名单之后,夏衍就问:这个新领导班子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总书记说:什么指令性、指导性,是无效性的
,像文联、作协、科协这些人民团体的人事安排,党委组织部门就不要干预了,选上谁算谁,
选举后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后来,1987年1月26日,曾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朱子奇在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准备四次作代会的第一个阶段,贺敬之同志领导的人事安排小组,一年多征求了近千人的意见,像我们
这些人,每个人都有鉴定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留不留,非常慎重,非常客观。1984年9月在京西宾馆由贺敬之召集的党内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说贺敬之同志搞极“左”,要
整人,打小报告捅到胡耀邦同志那里去。一个中宣部管文艺的副部长,等于靠边站了,根本不起作用了,这很不正常的。对人事安排小组名单当然可以提意见,甚至也可以否决,
但你不能在会上,用手一指:“作废!”
那天中南海勤政殿的会议,丁玲本应参加,但她因为洗澡受寒,患了感冒,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一直到20日下午才出院,错过了亲眼目睹那个场面的机会。第二天上午一位
熟人来家,讲了昨天中南海会议的情况。吃午饭时,丁玲在饭桌上说:昨天中南海开会,讨论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胡耀邦讲了三条:一、中央对文艺界加强党的领导不够。二、派
到文艺界做工作的领导不熟悉作家,不了解情况。三、文艺界行政领导和作家之间不团结,互相搞小动作。胡耀邦还说,这次报告不要再提“精神污染”了。
胡耀邦不是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不满意,而是对中宣部分管文艺的领导不满意。
这些情况,说来话长。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会后一大批作家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决策。丁玲先是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访,谈话刊登在《
人民日报》上。后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演讲会”发表广播讲话《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更加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发言摘要刊登在《新观察》上。一些稍年轻的作家,发言调子都比丁玲高得多,却只有丁玲等几个老作家被诬为“棍子”。
1984年9月10日上午,丁玲在中宣部京西宾馆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夏天我到福州,有人告诉我说,这里听到北京有人说,你们是‘四条棍子’。我想来想去,不就是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我们这几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吗?这怎么竟成了棍子!”老太太敢说话,就在那次会上,又对张贤亮的《绿化树
》提出了批评:“三年前,我在厦门读到了张贤亮同志的《灵与肉》,我欣喜难安,整天在走廊上徘徊,看着起伏的海浪,不由得写了一篇赞扬文章。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他,把
希望放在他身上。但最近读了他的《绿化树》,心里很难受。这篇小说却又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评,使我一时不能理解。……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使人感到是共
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好像只有一个队长稍好一点,还有一个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个流浪汉),对此我心里是不愉快的。……我认为我们对作家是不必深究的,因
为他有这种感受,他不能不写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作者共同探讨、商榷,互相提高。但我认为文艺界的领导,思想战线上的领导,研究、指导写作的理论批评,与一
些普通读者一样,对这一作品也如此偏爱,却使我不能理解。”1980年2月,她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时,阅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参评篇目,陈明在日记中说,丁玲“甚赞张贤亮的《灵
与肉》、邓友梅的《三猫图》,及刘绍棠的《二度梅》”。
同时,丁玲还不指名地批评了9月3日《人民日报》8版上的一篇文章《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南行随想之二》,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农民花两千元请客,意思是
农民富了,可以而且应该有这点享受,如果加以反对是不应该的。其实农民请客并不一定是从万元户才开始的。抗战时期战争环境,农民很穷时也是要请客的,农民向来也很慷慨
大方。不过这些都没什么。文章的后面,并不是说农民请客,而是骂特权阶级、骂这些人养尊处优,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身安全,不让别人高消费,这是该骂的;但甚至说提倡什
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不合新时期的道德观念。还说‘用少数先进人物……甚至革命烈士的楷模律之于全民’也要受到责备,并且断言不会收到实效。这种观点是否太偏了?
也许是我自己太偏了?那么,请大家判断、批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牛汉的好朋友,后来牛汉找他约稿,被回绝了。

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带到了中宣部。胡耀邦针对宣传部门如何管好文艺工作,明确提出: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的审查委员会。
四人帮藉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许多老同志,这种恶劣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

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带到了中宣部。胡耀邦针对宣传部门如何管好文艺工作,明确提出: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的审查委员会。
“四人帮”藉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许多老同志,这种恶劣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

老太太在文学创作上出道早,资历老,评论作品口无遮拦。1984年2月8日,丁玲主持作协创委会关于1983年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汇报会,讲了半小时话,谈最近看作品的感觉。她说很喜欢邓友梅、王蒙、蒋子龙的作品,但有的文章白话太多,文字不讲究,邓友梅的《烟壶》有四分之一可以省掉,王蒙的《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题目下的一行
小字可以省掉,蒋子龙的访美文章有些粗糙,他有生活,有阅历,应该爱惜自己。第二天,丁老问我对她的讲话有何感想,我说,一听您点了三位知名作家我就紧张,怕您又得罪人,后来听到您前面做了铺垫,先肯定了他们,我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丁老又来到我屋里说,你刚才说的“铺垫”不对,用词不当,“铺垫”指虚伪的事,我可是真心诚意,再说你这个词也有点现代派的味道。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更是敢于讲话,不怕伤人,一定要表示鲜明的立场观点,所以她就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被视为一种力量的代表,也因此遭到忌恨。刘白羽1987年1月22日在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四次作代会以前,张光年到我家,一口气说了三个钟头,中心就是从反丁玲起,要我跟着他们反胡乔木、邓力群……”可见,那次作代会之前,丁玲就已经面临险境了,但她一点都没有察觉。
12月末,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北京,丁玲家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大都是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的老友。马烽、康濯、陈登科来访,丁玲留吃午饭,接着马加、峻青等人陆续登门。秦牧也来了,他是《中国》的编委,并参加了唯一的一次编委会。
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12月28日上午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作协党组副书记唐达成传达了12月20日会议上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核心就是“两个不提”(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不提“清除精神污染”),否定了中宣部、中组部人事安排小组提供的新一届领导名单。这个预备会议,为四次作代会奠定了基调。会议简报说:“传达完毕,会场内立即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下午,丁玲住进京西宾馆739号房间,那是主楼七层东南角的一个套间,它的西侧737号住的是艾青,对门740号是舒群。
第二天上午,四次作代会开幕式,丁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中央主要领导出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动跟丁玲握手打招呼,丁玲说:“今天要听你的
报告了。”胡启立开玩笑说:“我是广播员。”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贺词,讲到创作自由问题时说:“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必要的环
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这时会场里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会后,一些作家近乎失态地大喊:“自由了!自由了!”散会后,胡耀邦和丁玲在主席台侧幕处还聊了一会儿,他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因为那天中南海开会时他知道丁玲住医院了。我站在旁边看着,听着,他穿了
一件半旧的花呢西服,没有打领带,我觉得他脸色不好,显得很疲惫。中午,一楼走廊里贴出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代表们涌去观看。原来是一封给周扬的慰问信,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上面签名,密密麻麻。
下午,张光年作《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主题报告。可是刚开了约半个小时,许多人陆续离开会场,到走廊上聊天、抽烟……特别是看到几位当红作家也在走廊里说说
笑笑,我觉得奇怪。主席台上的人寥寥无几,丁玲穿着件枣红色毛衣,格外显眼。陈明让我去告诉她该吃药了,让她下来休息一下,但催了几次毫无效果,丁玲一直坐在主席台上
听完报告。第二天,香港的一本杂志就刊登了一篇对会内作家的访谈录,讥讽坐在主席台上的丁玲是“红衣主教”,是“左”王。
大概因为换了环境,加之京西宾馆的暖气太热,住进后,丁玲连续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30日清晨五点她就起来了,说:“我住在这里不能安眠,很不习惯,还是搬回家去吧!”
我赶紧要了汽车,她连早饭也没吃,回木樨地去了,到家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倒头便睡,上午一大觉,下午又是一大觉。
元旦,大会休息一天,代表们或访友或聚餐,十分热闹。丁玲家里却没有那么多来客,只有胡正、刘真、雷加、杨润身等来访。3日晚上,丁玲请了楼适夷、李乔和李辉英夫妇等几
位老友来吃饭。
那几天,会议选举也正在紧张酝酿进行。那一次选举,有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张僖1987年2月28日在一次谈话时说:四次作代会,小兄弟、哥们儿在下边搞串连,半夜三更在516
房间开会。《文艺报》的×××说:“我们516俱乐部又开会了”。还有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嚷着:“走啊,咱们多去几个人,把丁大妈选下来!”过了几个月,杨犁来看丁玲。丁
玲谈起那次选举说:“他们以为我在乎那个作协副主席啊,我才不稀罕呢!打成右派20多年,我在下边不是同样过得很好?”9月,刘白羽到协和医院来看她时,她又谈到四次作代会的选举:“他们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制造谣言,搞串联,‘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都学会了,所以这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人家就说你们真傻,还参加会,主要的活动根本不在会上,都在会下面,天天都有请客的。”
1月3日上午,丁玲去投票选举理事会。5日上午去政协礼堂参加了柯仲平逝世20周年纪念会,发了言。下午是作代会闭幕式,大会公布了理事会选举结果,票数排在第一的是巴金,
633票,刘宾雁和张光年以534票并列第二,丁玲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上,投票人数488人,她是472票,仅次于巴金的475票,与茅盾并列第二。
1月6日召开新一届作协理事会,选举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选举主席团委员时,张光年131票,唐达成121票,丁玲、马烽均为90票,刘白羽73票,均当选,贺敬之以65票落选。
选举主席时,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128票、丁玲81票当选副主席,刘白羽以67票落选。张光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听到选举结果,刘白羽、曹禺、欧阳山、贺敬之四人落选,,不胜遗憾!”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未参加今天的主席团会议。”很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我在1985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公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丁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许多人为她不平,她却出奇地冷静。在参加闭幕式之前,我扶着
她走在京西宾馆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她语调平缓,对我说,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五七年开完大
会把我打为右派,周扬找我谈话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管你叫同志了!’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当时我听了,深为老太太的大气所震撼。她这一生大起大落,什么样的场面没经
历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所以面对今天的事情才如此坦然。

1979年1月2日,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国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出任中宣部部长才一周的胡耀邦正式与文艺界近三百多位知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

1979年1月2日,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国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出任中宣部部长才一周的胡耀邦正式与文艺界近三百多位知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

那天开完大会刚回到家里,李伯钊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伯钊同志要顺路来看看丁玲同志”。她来了,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反复说:“你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丁玲明白她
的心意,想起李伯钊是1936年11月到达陕北苏区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她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想起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吴印咸拍合影时,她们两人紧挨
着坐在前排;这几年,她们虽然一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见面不多,但是就在不久前,李伯钊邀请丁玲陈明出席他们的家宴,席间她深情地说:“丁玲是我最好的朋友……”李伯钊只坐了
几分钟就告辞了,临别,两位好友紧紧握手。4个月后,比丁玲小七岁的李伯钊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丁玲在悲痛中赶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杨尚昆读了,说写得
好,很有感情。
《中国》本来打算在作代会期间开一个座谈会,加强联系,约集稿件,但是由于形势突变,没有开成。
丁玲再一次感觉到寒风袭来,势头强劲,源头还是1955年和1957年整她的那些人。他们今天仍然执掌大权,仍然要压她一头。历史问题没有压住她,中组部文件为她彻底恢复了名
誉,那他们就要在文艺界圈子里压住她,把她边缘化。他们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现在又把她封为“左”派。丁玲给陈登科写信说:“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
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
那次大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不同评价。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文件、资料,结合当年的亲身见闻,我对那次会议有如下认识:
第一,反对精神污染,是写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丁玲、贺敬之、刘白羽,乃至所谓的“四条棍子”,坚决拥护坚定执行,无可非议,何罪之有!虽然后来在高层领导人
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但始终没有写入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坚决拥护党中央决议的干部,在庄重的大会上却受到几近疯狂的“围剿”讨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那些“围剿”讨伐者,口口声声要的是创作自由,选举自由,那为什么就不能给丁玲们一点拥护党中央决议的自由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采取小动作把他们搞掉不可呢?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可言呢?

第三,实际上,那些口称“自由”者,是利用了党内上层的不同声音,利用作家协会换届改选的机会,排除异己,风头十足地大大搞了一把宗派!他们争的是权力!所以他们后来
洋洋得意,认为是打了一场大胜仗,甚至把这次作代会比喻为“遵义会议”!丁玲办《中国》,是真心实意要搞“大团结”,创刊招待会上方方面面来了那么多人,她天真地以为真的就要“大团结”了。人家并不想团结她,对“丁玲的人”始终十分警惕。
张光年就公然对贺敬之说:丁玲一掌权,文艺界可就大乱了!还说:马烽是丁玲的人,你们要叫马烽上来,不就等于是让丁玲掌权嘛!
丁玲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沾了她的边就倒霉。贺敬之本来是周扬非常器重的干部,就因为他相信中组部的调查,赞同给丁玲恢复名誉,结果遭到周扬声色俱厉的痛斥,
甚至上升到“你今后是否还要在文艺界工作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的高度!张光年等则斥责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甚至说,看来中宣部要再找一个
主管文化的副部长了!

继年初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纷纷召开换届大会,第一个就是戏剧家协会。4月18日开幕,紧接着,电影家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也在4月23日开幕,
延续着四次作代会的“两个不提”和“民主选举,选上谁就是谁”,会议在选举时局面失控,两个协会原来的领导人、一些很有名望的艺术家纷纷落选,就连说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的某公也不能幸免。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听取文化部整党汇报时,杨尚昆说:“从报纸上的宣传来看,大有这样一种空气,似乎凡是受过组织上批评过的人都是最吃得开的人,而批评过别人的
人是最吃不开的人,要为三中全会以来受批评的人大平反。这种空气不健康,不正常。”胡耀邦也讲话说:“文艺界确有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有机会就大说一通,至少带
有一点情绪的大说一通。这对党的整个事业,对党的文艺事业,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是有利于团结还是不利于团结?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至少应该说不是积极因素。”
新华社发布的剧协会议消息中说:会议认为,要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首先必须不断地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创作自由的原则,同时也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的侵蚀。影协会议的消息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说:电影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四化建设的步伐,反映生活,讴歌生活,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剧协、影协消息中,都没有提及大会选举结果。而随后,5月6日召开的美术家协会大会,5月7日召开的杂技艺术家协会大会,5月9日召开的摄影家协会大会,5月11日召开的音乐家协会大会,都报道了新选举的协会主席。这说明,“失控”局面已经得以扭转。
习仲勋的批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作出的。4月23日,玛拉沁夫和延泽民都给丁玲打来电话,说习仲勋在影协会上念了丁玲在西安的讲话,大加赞扬,说“观点正确,站得高看得远
”。

4月24日,习仲勋又在那份内参上写了另一段批示:“秦川同志:请您亲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同意发表她在西安的谈话,请她修改后,加按语或写一短评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份材料的天头及空白处,几乎被习仲勋的两段大字批示写满。
秦川是《人民日报》社长,和丁玲住同一幢楼。4月25日晚六点左右,他带着习仲勋批示的那份《国内动态清样》,笑呵呵地来到丁宅,但让我诧异的是,丁玲对秦川十分冷淡,以
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气,很生硬地说,我不修改,也不发表!秦川有些尴尬,说,这是仲勋同志的指示。放下那份材料就走了。丁玲见他出了门,忿忿地告诉我说,在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秦川是和攻击她的那些人掺和在一起,并且起了重要作用。
丁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起那份材料,把习仲勋的批示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了,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便提笔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
仲勋同志:你寄给秦川同志的“动态”,他已经来我家里给我看了。我读了你的批语,不尽感激、感谢。你给我的温暖,我将永远记得,而作为党给我的鼓励。这篇简讯,我认为
还不宜发出去,因为只是向记者提问的一个简单的答复,很不具体,分析不够,……后来丁玲始终没有修改那篇稿子,一直到6月24日,该文才以《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七版上,大概是按新华社内参稿编发的。六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丁玲,谈话中间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公曾经向习仲勋告状说,丁玲在下面活动,很“左”。习仲勋当即回答说,她正!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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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要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把百花开得更鲜艳。

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要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把百花开得更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