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省长张平

  在北京因《天网》和《法撼汾西》这两本书打官司时,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来声援我。”七月的北京,像火炉子一样。他们挤着公共汽车好不容易问清地址赶到丰台法院时,法院的公开审理已经结束两天了。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群众出版社并找到我的住处的。当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们的衣着是那样的不入时,脸色是那样的黧黑,满脸的皱纹流露着深深的关切和焦急,浑身的汗渍浸透着一种赤诚和真挚。他们一见了我就忙不迭地问输了还是赢了,法院是向着他们还是向着咱们,然后便问他们能帮点什么忙。他们说他们已经给丰台法院的人说了,他们村的人本来都要来的,因为不知道情况,所以就让他们先来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么判!我们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张平这样的作家!

他以系列“反腐”巨著知名于世,《抉择》、《十面埋伏》、《天网》、《国家干部》、《法撼汾西》等获奖无数。他亦一度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55岁,张平的人生轨迹开始分叉。从独立创作的作家到事务繁杂的省长,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将是张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张平选择了一条艰险的写作道路,他因《天网》《十面埋伏》《抉择》《国家干部》等反腐小说而被大家熟知。又因《法撼汾西》《天网》触犯了官员利益,而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官司。

  后来他们就死了活了地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他们很奢侈地点了八个菜。有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老农民,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攥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一瓶二锅头把大家喝得都满脸通红。吃到后来,他们把那个时时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个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你先拿着用,你一个穷作家,为我们老百姓写书也挣不下几个钱。人家都是当官的,你耗得过人家?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

1月22日下午,山西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结束,一位老朋友对张平喊,“嗨,张省长!”,张平开玩笑般冲这位朋友瞪了一眼。刚刚闭幕的人大会上,张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谈及感想,张平说,“过去是努力当好人民的作家,今后要努力当好人民的省长。”“从纯粹的作家当选副省级行政大员,张平首开先例。”与张相识数年的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韩石山对张的履新作积极评价。

但是,他一边感慨着写现实题材“太难、太难了”,一边依然凝神运笔,书写着腐败对人与社会的戕害。

  一时间,我又止不住地泪流满面。看着这由十块五块凑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钱,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张平此次履新源于其民主党派身份,而非作家之职。张平任职山西作协主席期间勤于协调,为作协运转而积极争取经费的业绩令公众对其履新副省长颇有期待。据悉,早在两年前,中组部便开始关注民盟盟员张平,曾对其进行考察。2001年,张平任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委,2002年至今兼任民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任民盟山西省委主委。韩石山对张平当选副省长并不意外,他说,一般的作家以懒散居多,张平则沉稳、低调,并“有着极强的协调能力”。自2003年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以来,张平在山西作协以长于争取经费、改善作协环境为人称道。2005年,已经中断20年的山西“赵树理文学奖”重新启动,这被认为是张平最大的一桩“政绩”。

2008年至2013年,张平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而这些年的从政经历,显然给了张平更多的创作素材,看到了以前当作家时不可能接触到的社会群体。于是在2018年,继《国家干部》之后,时隔14年,张平携新作《重新生活》回归读者视野。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出版即获得评论界高度好评。

  就这样几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老百姓,就这样几个贫困山区尚未脱贫的老农民,他们用他们的善良和真诚,在那样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时时催我奋进的激情和信心。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踏实,让我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公众熟识张平,始自《法撼汾西》。其实,此前张平的《祭妻》、《姐姐》等作品已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1987年,一次文艺作品座谈会上,在与省作协会员、汾西县县长刘郁瑞(《天网》、《法撼汾西》中主人公刘郁瑞的原型)交谈时,张平萌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刘郁瑞和我聊起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之后,张平在乡下采访了20天,创作出《法撼汾西》、《天网》。作品问世,全国几十家晚报纷纷转载,《天网》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环画、话剧、地方戏等艺术形式。也正因为这两部小说,张平开始了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官司拉锯战。作品出版后,一些地方官员立即对号入座。近240名官员联名上访,山西某县人大主任带着八个原告,将张平告上法庭。那是张平最低潮的时期。他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被告,当时我很苦恼。我就想,我替人民写作,可人民在什么地方?这样写到底为什么?”

有人跟张平说:“如果你没当这几年副省长,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张平笑说,这个评价让他搞不清究竟是在褒扬他的成熟,还是在暗示他所具有的一种局限,不知道是在夸他看问题是更全面了,还是批评他越来越缩手缩脚了。

  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总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湿润了眼睛。

官司期间,张平收到过2000多封声援信。更有一些农民从山西临汾赶至京城声援他。令张平感动的是,这些黝黑肤色、满脸皱纹、浑身汗渍的农民们,给他掏出一个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油纸袋,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五块十块的钞票,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就是卖牛卖马咱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张平说,在那段时期,正是这样一些普通、朴实的老百姓给了他力量和勇气,让他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那场官司最终以胜诉而终。

张平坦率表示,《重新生活》绝对不是完美的作品,但却是他筹备了五六年一直想写的作品。而在他看来,《重新生活》是自己第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他希望把自己的文字渗透到生活最真实的境况中去,也希望外界对于直击腐败的现实题材能够多一些包容与呵护。

  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时时在发生着。

因为取材生活的真实性,张平因作品而惹官司、麻烦不在少数。张平说,现实题材所冒的风险就在于此,越真实,越容易令人对号入座。“我现在已经50多岁,不可能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变故来改变风格,不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受到什么威胁,而改变自己的路子,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现实。”即便张平作品中曾对官场有过较深描述,但真正从一个身处单纯个人世界的作家转向面对各方利益、活在真实而复杂政治结构中的行政长官,能否顺利完成职业转型,张平还需付出很多。

《重新生活》写完后放了几年,是我的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后,尤其是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您早“栏目里对那场官司进行了专题报道后,竟有那么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认出我来。我到饭馆里去吃饭,老板娘把我看了又看,后来终于忍不住地问我,你就是那个被人告了的作家?我点点头说是。老板娘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去没多久便端出两大盘子菜来,说这两盘子菜是她亲手炒出来的,你就消消停停在这儿吃,今天的饭,不用你掏钱!日后你就天天来这儿吃,一律免费!那些日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宿舍院。打官司前,门房老头对我这个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总也是很凶。有时候,打电话忘了付费,他便会对我大声怒喝:回来!缴钱!你连说对不起他也绝不会给你一个好模样。没想到那一天我去打电话时,他默默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慈祥和温和。当我打完电话,他说敢情你就是那个被告作家呀,还真没看出来。小伙子,你听着,我一个老头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日后这电话你随时随便打,不收你的钱!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靠过来悄悄对我说,我在山西插过队,那儿的情况我了解。你放心,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有一次去公园,有几个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认出了我。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你肯定输不了,北京人心里明镜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让你这样的作家输了,北京人的脸还往哪儿搁?

《重新生活》讲述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在市委常委会上被纪委的人带走,引发全市轩然大波,更给其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一家带来冰火两重天。他们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女儿绵绵突遭失学危机,正直律己的魏宏枝接受组织调查。魏宏刚的儿子丁丁辍学失踪,老母亲一病不起,苦心经营的小家面临野蛮拆迁……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小说中,张平一改通常“反腐”思路,不直接表现腐败官员的堕落心路,也不揭露腐败黑幕,而是把笔力集中在落马官员的亲戚家庭,描写普通人在这场斗争中的遭遇,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涵盖了反腐斗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改造等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

  《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后后收到过近两千封读者来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间,电话和来信源源不断。新疆、四川、广东、黑龙江、云南……我真不清楚这些读者是怎样得到我的住址和电话的。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收到过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前后收到过12封!有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到:张平作家,你一点儿也用不着回避,即便是你输了,那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将会是永远的赢家……

张平介绍说《重新生活》是2013年年底即完成的一部作品,其间曾做过几次修改,今年出版时又做了一次修改:“没想到这部小说能写成这个样子。思路是通畅的,人物都是现成的,一如悬河泻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激动之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你一个区区写了几本薄书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就是因为在你的作品里,描写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关注了一些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多多少少地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

《重新生活》是张平迄今作品中,完成后没有立刻发表出版、搁置的时间最长的一部,“我以前的作品,像《天网》和《法撼汾西》,都是以中篇的形式先发表后出版的。《天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后,还没有出版,《南方周末》《文汇报》等上百家报纸就开始连载了。长篇小说《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都是作品还没有写完,就已经开始在刊物和报纸上连载。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一部可读性较强的作品,都会被多家报纸连载。广播电台的广播功能也非常强,我的这几部作品,几乎都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级省台市台连播过。那时候,播你的作品,也不会给你稿费。电台觉得能给你播就不错了,作者也从来不会想到什么稿费问题。2000年前,作品出版时,大都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按字数付给你稿酬。比如《法撼汾西》和《天网》,当时一共就给了五万多元稿费。后来因为这两部作品被告,开庭时,才知道这两部作品的印数都超过了30万册。”

  所以自己也就常常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庆幸,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庆幸。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假如没有《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这些作品,时至今日的你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所写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感受和体验,都是象牙塔里的纯而又纯的“阳春白雪“,都是舞场歌厅,酒宴饭桌,堆金积玉,惹草沾花的豪华奢靡和恣行无忌,都是拿读者当试验品的云遮雾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卖弄,这些老百姓读得懂你吗?又能记得住你吗?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和支持你?

张平坦承,《重新生活》写好后放了几年一直没有发表,就是想再看看,再等等,“十九大以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我有了信心。我觉得我的作品的主题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符合反腐败形势发展的,也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

  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有什么样的作品。”阳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样有人需要。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用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对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会写出十分逼真的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环境和氛围;对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独钟,你就会写出十分真实的男女之间的体验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写出轰轰烈烈,情绪饱满,黄钟大吕似的史诗般的时代文学;而如果你要是时时关注着社会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样不可能一直只写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消闲和游戏之作。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

虽然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反腐小说作家”,但张平认为《重新生活》才是自己第一部真正的反腐小说,“以前的几部作品,《抉择》《天网》《十面埋伏》最主要内容依然是党群关系,描写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社会形态中,执政党与人民、领导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重新生活》则完全是腐败对一个家庭、一个区域以至一个社会的戕害和摧残。通过对一个区域的主要官员腐败的陈述和描写,展示了腐败给整个区域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巨灾大难。这种系统性、组织性、全局性腐败所导致的危害是所有人都应警醒、都应深思的。”

  我们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读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难觅,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下笔之前,我们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让专家们耳目一新,如何让同事们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破坏,摧毁……文本是游戏,语言是牢笼,终极无意义,阅读即误读……甚至反意义,反解释,反形式,反体裁,反美学……我们注视的是这些,研究的是这些,攀比的也是这些。这种既有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我们的下意识,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写作。面对着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震惊。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尚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自己,会把自己的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自己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竟会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对自己以往的责任、理想和忧患意识放弃得如此彻底而又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是什么促使自己变成了这样?与此相反,我们却似乎很少去想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文盲,还有数以亿计的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半文盲,还有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去做:我这一部作品就是要写给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写给这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看。面对着市场和金钱的诱惑,我们的承受能力竟也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或者只盯着大款的钱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职责;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虚无和破碎;或者除了无尽的愤懑和浮躁外,只把写作作为一场文字游戏……写作如果变成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处处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素材,处处都能产生语言游戏的欢欣和情欲,时代和生活也就没了任何意义。于是我们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读者群也越来越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又拿出“边缘化“、“多极化“的理论,以印证文学的倍受冷落和读者群的减少势在必然。面对着人们的呼吁、批评和不满,我们却还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讨论着文学作品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理想、责任、良知、正义和崇高。面对着国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变迁,无动于衷,冷静得出奇的一些作家们却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学梦。或者一览众山小地显示着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贬为微不足道的码字匠。也许这才是文学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

《抉择》第一次描写了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拍电影费尽周折